北京东路上车来车往，游客不断，鸡鸣寺的香火随风飘散，抖落的灰尘散落在路旁，也散落在林荫深处的古建筑瓦砾上，那古建筑夹杂着书卷之气，静立北极阁下。它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旧址，也是第一批院士的诞生地。

    1928年6月9日，上海东亚酒楼，蔡元培召集一群学贯中西的学者开会，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。“其责任不仅在格物致知，利用厚生，树吾国文化与实业之基础；且须努力先鞭，从事于有关国防与经济之科学调查与研究，以杜外人之觊觎”。此时窗外，近代中国的科学化运动不断深入、西方各国研究院日渐勃兴。

    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这些“学者”大多以旧学起家，而后走出国门，浸染欧美文化，眼界大开。回国后，面对积弊、朽腐的国家，僵化混乱的体制，开始了知识救国的艰难探索。中央研究院就是为增强国家实力、促进科学事业而设立的一个独立的职业学术研究机构，这一机构的成立宣告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，他们开辟出另一条独立研究、知识立身的道路。

    蔡元培是现代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楷模，是中国现代教育与科技界一代先驱，他弃翰林头衔投身革命，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，最后主持中央研究院。袁世凯在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：“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”，蔡元培则立即以“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”应对。其尊重学术自由之精神，不仅照亮整个中央研究院，亦照亮整个时代。

   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。首任院长为蔡元培，继任院长为朱家骅，总干事先后为杨杏佛、丁文江、朱家骅、任鸿隽、傅斯年、叶企孙、李书华、萨本栋和钱临照。最初的总办事处设于成贤街，此后随着办公大楼的建成，总办事处和各研究所陆续搬到北极阁下。抗战中，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内迁，分设于重庆、北碚、李庄、昆明四区。抗战胜利以后，其物理、化学、动物、植物等八个单位设在上海，而总办事处以及天文、地质、气象、历史语言、社会科学等六个单位均设于南京。

    北极阁下的“中研院”建筑群是1931-1947年间陆续形成的，均由建筑师杨廷宝设计，建成时间和施工单位各不相同。地质研究所大楼于1931年朱森记营造厂建，历史语言所大楼于1936年六合营造厂建，总办事处大楼于1947年新金记康号营造厂建。
    “中研院”总办事处大楼位于鸡鸣寺路拐角处，是仿明清宫殿式的建筑，其大楼为单檐歇山顶，屋面覆盖着绿色琉璃筒瓦，梁枋和檐口部分均仿木结构，漆以彩绘，清水砖墙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。走进大院便看到两座仿明清宫殿式的民国建筑。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坐北朝南，高三层，入口处建有一座仿木结构的单层门廊。大楼前有两只石麒麟站岗。“中研院”地质研究所则位于大院西北一座小坡地上，高两层，同样为宫殿式建筑。大楼前部，建有一座亭式门廊，两侧有栏杆，门廊雕梁画栋。特别的是，其平面呈“凸”字形，楼前有两层石阶，形成一个小的休息平台。三座大楼，稳健有力，百年前，这里群星闪耀，几乎所有民国文、理、工诸科的学术大师都曾在这个院落里进进出出过。

    历史研究所里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，如陈寅恪、赵元任、罗常培、李济等，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，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，在历史、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，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，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。重要出版物有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、《专刊》、《单刊》、《集刊外编》、《史料丛刊》、《田野考古报告》、《人类学集刊》、《中国人类学报告》等。

    丁文江和李四光则是在地质研究所脱颖而出的一流地质人材。丁文江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，后还为他设立“丁文江自然科学奖”，这些都是对其贡献的高度评价与肯定。李四光在地质研究方面成绩卓著，他写的《中国地质学》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。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，明确指出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的丰富。后来在东北大庆、山东胜利和东海发现大油气田就证明了其理论的科学性。他于1932年—1937年在这里主持工作，至今，我们还能看到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。
    “中研院”是一个学术机构，无疑，也是一群学者营造的“理想国”，但绝不是落英缤纷远避尘世的桃花源，不是看不见未来的乌托邦。国家战火连连之际，他们带着执着于百尺危楼意欲仰首摘星的豪迈与坚韧，步履维艰地建造一片学术精魂的桑梓地。
    1948年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大楼，首批院士在此合影，有胡适、傅斯年、柳诒徵、朱家骅、张元济等。他们有的西装革履，有的长毛大褂，眉宇间尽显儒雅、兀傲，两边的青松、白玉兰，和着天边的云，在阳光下摇曳生姿，正欲生长。